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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young woman of the Nuer people near Gambela in Ethiopia, circa 1965. (Photo by John Bulmer/Popperfoto via Getty Images)
世界之大，窮極一生也不見得有辦法都走得完看得盡，不如讀書，雖然也有人說讀萬券書不如行萬里路，但在有限的時間和金錢之下，若不能親身到訪，不如先讀書。
去年我曾經去肯亞，在肯亞的好幾個角落與同是遊牧民族的馬賽人Maasai People有所接觸，也稍微了解了一下他們的生活，非常驚訝，在世界上的角落還有這樣生活的民族。到現在我才知道，你所驚訝或覺得奇特的生活模式和傳統，其實再奇怪都不是奇怪，再平常也不要以為它是平常，這就是這世界好玩的地方。
努爾人（The Nuer: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.）是一本由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E. Evans-Pritchard所撰寫的民族誌，對努爾族（Nuer）這一支生活於英埃蘇丹境內的尼羅特語族民族之經典人類學研究，重點在於其生計方式與政治制度。努爾社會被描述為一種「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（ordered anarchy）」——即一個沒有中央政府、成文法律或制度化領導的社會。他們的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生活深受兩大因素所塑造：嚴酷的自然環境，以及以牛為核心的生活模式。
努爾族的政治體系呈現「分節性結構」（segmentary system），以領土群體之間的「平衡對立原則」為基礎——不同層級的群體在內部相互對立，卻能在更高層級上聯合起來，形成動態的分合機制。這一政治架構與血緣系統密不可分：各部落通常以一支具優勢的「貴族氏族」為骨幹，透過親屬制度吸納外來者與俘虜的丁卡人（Dinka）。
他們的生計受到「洪水—乾旱」週期的強烈支配，迫使族人採取季節性遷移的生活方式——雨季住於高地村落，旱季則遷往河湖附近的營地。這種生態循環進一步強化了其分節式政治結構。於此體系中，「仇殺」（feud）是調節部落間關係的核心政治機制，而「豹皮祭司」（leopard-skin chief）雖無世俗權力，卻在調解爭端與防止社會分裂上發揮關鍵作用。最終，努爾社會是一種由親屬義務、領土忠誠、生態限制及平等獨立精神共同維繫的複雜平衡體。
一、研究背景與脈絡
- 敵意環境：研究進行時，努爾族方才被政府軍擊敗，對外人充滿怨恨與敵意。研究者不僅被視為陌生人，更被視為敵人。
- 艱困條件：惡劣的自然環境伴隨疾病與極端氣候，再加上努爾族以沈默、誤導與拒絕合作的方式阻礙研究。
- 資訊來源稀少：研究者無法培養固定的口述資訊提供者，因此研究主要依賴直接觀察與參與。
- 被迫的親密共處：努爾族拒絕讓研究者居於社群之外，迫使其深入族群生活。作者自述：「阿占德人（Azande）不允許我與他們共同生活；努爾人則不允許我不與他們共同生活。」此結果使研究雖缺乏文本資料，卻在結構洞察上極具深度。
二、牛的核心地位
努爾族是一個以牧業為主的民族，牛是他們最珍視的財產，也是社會組織的中心價值。他們的社會語彙可謂「牛的語彙（bovine idiom）」，理解牛與人的關係是理解努爾文化的關鍵。”bovine idiom” refers to a social system where social relationships, rituals, and law are understood and structured by the language and concepts related to cattle.
- 經濟與社會價值
- 生計來源：牛提供主要食物來源——特別是牛奶，為孩童與成人日常主食。牛也提供肉、血、皮革、骨頭與牛糞、尿液等實用資源。
- 社會資產：牛是社會地位的象徵，也是婚姻的媒介。聘禮（約二十至四十頭牛）構成婚姻的基礎，連結起家族網絡。
- 親屬連結：親屬義務藉由牛的轉移與分享具體化。分配聘牛的過程實際上等於一幅族譜圖。
- 個人認同：男女常以牛名為己名，男性尤其以「愛牛名」相稱，乃同輩間常用的暱稱，甚至成為族譜中的一部分。
- 儀式與宗教意義
- 奉獻：特定母牛被獻給祖靈、個人守護靈或亡靈。抹灰於其身即為與靈界溝通之象徵。
- 犧牲：所有重大儀式皆須以牛或羊、山羊獻祭，用於葬禮、婚禮與安撫靈力。
- 共生關係
努爾人與牛之間形成深度共生。人終其一生致力於維護牛群健康，建畜舍、燃牛糞驅蚊、清理牛圈、季節性遷徙以尋水草。
人與牛構成緊密社群——努爾人能逐一認出自家牛隻，為心愛之牛裝飾並歌頌牠們。此種關係被形容為：「人依附於牛，牛亦依附於人。」
三、生態系統與生計模式
努爾族居於開闊的稀樹草原與沼澤地，雨、旱兩季分明（5月至10月為雨季；11月至翌年4月為旱季）。這一週期性環境主宰其生活方式。
- 季節遷移與定居模式
- 雨季村落（cieng）：洪水迫使人畜遷往高地，建造穩固村舍並從事農作。
- 旱季營地（wee）：乾季時人畜遷往河湖邊，搭建簡易棚舍與蜂巢屋，以畜牧與捕魚為主。
此遷移制度形成地區間高度互賴，促進食物分享與合作。
- 混合經濟體系
| 食物來源 | 經濟角色 | 主要季節 |
| 牛（牧業） | 主要食糧（乳製品）、社會貨幣 | 全年，以旱季為主 |
| 粟與玉米（農作） | 牛奶的主要補充糧 | 雨季播種、秋季收成 |
| 魚 | 旱季與饑荒期必需品 | 旱季初最盛 |
| 野物與野果 | 輔助食物來源 | 旱季為主要狩獵期 |
四、「有秩序的無政府」：努爾政治體系
努爾人沒有中央政府或正式法律制度，其政治組織以「分節對立」為原則。
- 分節原理
政治群體呈嵌套式層級結構：
- 村落之間可能爭鬥，但同屬一支部族時則會聯合對抗外部。
- 各級單位皆依此「內分外合」的原則運作。
這種結構使政治認同具有相對性：人在不同層級的對立情境中切換其歸屬。
- 領土單位
| 單位 | 描述 |
| 民族 | 指所有講努爾語者，文化上同一，但非政治單位。 |
| 部落 | 最大政治單位，成員在戰爭與仇殺賠償上有道德義務。 |
| 部落分節 | 各級分支具獨立領地與情感認同。 |
| 村落（cieng） | 最小政治單位，位於高地、以畜舍為中心。 |
| 地區（district） | 若干村落的非正式聯合體，常有通婚與共營關係。 |
五、仇殺制度與法律觀
在無正式法律體系的情況下，「仇殺」是調解與復仇的主要機制。
- 謀殺處理機制：殺人者向「豹皮祭司」（kuaar muon）求庇。祭司雖無世俗權力，但能主持淨化儀式並調解血賠。賠償額約40–50頭牛。
- 法律的相對性：爭端解決的義務依社會距離而異——村內必須速解；部落間可延宕；部落外則以戰爭解決。
- 自力救濟原則：除殺人外，其餘爭端（偷竊、姦情、傷害）皆以私力報復為主，成敗取決於家族勢力。
六、氏族與血緣體系
雖政治結構以地緣為基礎，其內部組織與概念則由父系血緣體系支撐。
- 氏族（buth）：追溯共同祖先之最大父系群體，成員間禁止通婚。
- 世系（thok dwiel）：氏族的分支，依世代層級細分為最大、主要、次要與最小世系。
- 政治意義：族譜非歷史記錄，而是當前政治關係的體現，會隨現實調整，成為政治結構的「憲章」。
七、社會分化與同化機制
各部落通常由一支支配氏族（稱為 diel，「貴族」）主導，被視為土地之主；其他居民包括：
- rul（外來努爾人）：來自他部落的努爾族人。
- jaang（丁卡人）：多為俘虜後代。
他們並非階級，而是透過以下機制融入主體社會：
- 收養：俘虜男孩被正式收為族人，擁有完整父系地位。
- 婚姻聯繫：通婚形成母系親屬關係，政治上視同父系。
- 神話重構：以傳說將外來族源解釋為兄弟或母系親戚，合法化其地位。
八、年齡階級制度（Age-Set System）
努爾男性依年齡分入不同階級（ric）。
- 入會儀式（gar）：約14–16歲行額割禮（六道平行傷痕），同期少年屬同一階級。
- 結構：系統線性推進、不循環，通常同時存在六個活躍年階。
- 社會功能：界定尊卑、輩分與倫理關係；同輩間情誼深厚；不可與同輩之女成婚。
- 政治作用：雖無直接軍政功能，卻跨越血緣與地緣界限，增進部落凝聚力。
努爾社會是一個在缺乏政府與法律的前提下，仍能維持秩序與整合的社會體。其核心機制來自親屬關係、儀式傳統、生態適應與道德平等主義的交織。這使努爾族成為人類學中「無政府社會秩序」的經典範例。
1. 牛是萬物：當牲畜成為社會的靈魂
對於努爾人而言，牛遠非單純的經濟資產，而是他們整個社會存在的核心軸。他們的生活、思想與情感都圍繞著牛隻展開，這種緊密的連結程度，遠超出現代人對財富的理解。
牛隻定義了努爾人的一切社會關係。親屬關係的網絡是透過牛隻的流動來維繫的；婚姻的締結，仰賴新郎家向新娘家支付牛隻作為聘禮；法律地位與賠償，也以牛隻來衡量。甚至在精神層面，牛也是人與鬼魂、神靈溝通的媒介。這種親密感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：孩子們的遊戲是用濕泥捏出牛的形象；男人會從自己最心愛的公牛身上取一個名字；年輕人則會為他們的牛吟唱讚歌，輕撫牠們，並細心除去身上的牛蜱。
語言是文化最直接的體現。努爾人擁有數千個與牛相關的詞彙和表達方式，用以描述牛的顏色、年齡乃至犄角的形狀。他們的日常對話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回到牛的話題上。普里查德對此有深刻的體會：我有時候會感到絕望，因為我跟年輕人除了牲畜和女孩之外，什麼也沒討論過，甚至連女孩的話題也無可避免地會導向牛隻。
這與現代社會以金錢這種抽象符號作為財富核心的觀念，形成了鮮明對比。努爾人的「財富」是活生生、有形且充滿情感連結的個體。這是一種深刻的相互依存：一方面，努爾人可謂牛的寄生者；但從另一方面看，牛又何嘗不是努爾人的寄生者？他們耗費一生來確保牛群的福祉。這種人與牲畜生命融為一體的關係，重新定義了「價值」的意義。
2. 沒有「時間」的世界：活在事件的節奏裡
對努爾人而言，時間並非一個可以被儲存、浪費或獨立流逝的抽象概念。他們的生活節奏並非由時鐘的滴答聲所驅動，而是由周遭環境與社會活動的自然節律所決定。他們擁有兩種主要的時間計算方式，都與外部世界緊密相連。
第一種是生態時間（oecological time）。努爾人的一年是週期性的，由兩個主要季節構成：雨季（tot）和旱季（mai）。這兩個季節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模式——雨季時，他們居住在相對高地的村莊（cieng）；旱季來臨時，為了尋找水源與牧草，他們會遷徙到河邊或沼澤地的營地（wee）。季節的更迭，即是年度的時間刻度。
第二種是**「牛隻時鐘」**。努爾人的一天並非由小時劃分，而是由一連串的牧牛任務構成：將牛從牛棚趕到牛欄、擠奶、驅趕成年牛群至牧場、清理牛棚與牛欄、傍晚牛群歸來、再度擠奶。牛隻的作息，就是他們日常的「計時器」。
普里查德對這種時間觀的哲學差異有著深刻的感觸：雖然我談到了時間和時間單位，但努爾人的語言中沒有與我們語言中的「時間」相當的表達方式，因此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，把時間當作是真實的、會流逝、可以浪費、可以節省的東西來談論。努爾人是幸運的。
想像一個沒有時鐘暴政、生活不受抽象時間概念所引發的焦慮所困擾的世界。生活在一個由自然與社會節奏主導的社會，或許意味著一種更為從容與和諧的存在方式。他們不與時間賽跑，而是與事件同行。
3. 無統治者的秩序：一種「有序的無政府狀態」
努爾社會最令人費解的特徵之一，是其在沒有任何正式政府、成文法律、法官或權威人物的情況下，依然能維持社會秩序。如果法律被定義為「由一個獨立公正的權威所做出，並有權力強制執行的判決」，那麼努爾人顯然是沒有法律的。他們建立了一種被稱為「有序的無政府狀態」的政治體系。
這個體系的核心原則，是一種基於「平衡對立」（balanced opposition）的社會分節體系。這種平衡體現在部落內部不同層級的群體之間——例如村莊、部落分支等等。一個人的群體認同是相對的，會根據情境而改變。其基本原則是：一個人只有在與其他群體對立時，才成為某個群體的一員。例如，兩個村莊的人發生衝突時，每個村民會認同自己的村莊；但當這兩個村莊所屬的部落分支與另一個分支對抗時，原本對立的兩個村莊便會團結起來，共同對外。
在這種結構中，**血仇（feud）**並非混亂的象徵，而是維持結構平衡的核心機制。這些爭端往往因牛而起——努爾人常說，「是牛在毀滅人類」，因為「為了一頭牛而死的人，比為任何其他原因而死的人都多」。當個人間的爭端無法解決時，往往會演變為決鬥，因為一個人的勇氣是他保護自身權益的主要手段。這種秩序並非和平，而是一種可預測的、透過平衡力量與戰鬥意願來管理衝突的文化體系。
努爾社會中確實存在一位名為**「豹皮酋長」（kuaar muon）**的角色，但他並非統治者。他是一位神聖的調解人，沒有任何世俗權力，他通常來自在該部落中沒有貴族地位的氏族，這使他更適合擔任中立的調解人。當衝突雙方都有意願和解時，他會介入，透過儀式來促成血仇的和解。他無法發號令，只能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提供一個神聖的平台來解決爭端。
4. 成為他們的一份子：人類學家的艱難融入
普里查德在努爾人中的田野調查經歷，本身就是理解這個民族性格的一扇窗。他的融入過程充滿了挑戰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得以洞悉努爾人最核心的價值觀。
初到努爾蘭時，普里查德面對的是敵意、懷疑與百般阻撓。他雇來的僕人因極度恐懼而逃跑；努爾人拒絕幫他建立營地，甚至在他打獵獲得食物後，理所當然地將獵物取走，聲稱那是他們土地上的東西。這種種遭遇，都源於努爾人深刻的獨立性與平等主義精神。
普里查德很快意識到，在努爾人之中，他無法扮演一個高高在上的觀察者。他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權威或階級差異。為了獲取任何有價值的資訊，他必須放下身段，作為一個平等成員生活在他們之中。這種被迫的融入，與他在其他部落的經歷截然不同，正如他所寫：阿贊德人（Azande）不允許我像他們自己人一樣生活；努爾人（Nuer）則不允許我以其他方式生活。在阿贊德人中，我被迫生活在社群之外；在努爾人中，我被迫成為社群的一員。阿贊德人待我如上級；努爾人待我如平等之人。
這種田野調查的艱辛，恰恰揭示了努爾文化的核心價值：一種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識，以及絕不屈服於任何權威的驕傲。這種拒絕將任何外來者視為上級的態度，不僅是人類學家個人的挑戰，更是構成一個無統治者社會之原則的活生生的體現。努爾人的政治體系並非抽象的理論，而是他們不妥協的個人獨立性的直接延伸。
結論：重新思考我們自身的現實
努爾人的社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人類組織方式。他們以具體、充滿情感的牛隻作為財富的核心，而非抽象的貨幣；他們的生活節奏由自然與社會活動決定，而非冰冷的時鐘；他們的社會秩序建立在群體間的動態平衡之上，而非依賴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。
普里查德的研究提醒我們，那些我們視為天經地義的社會「真理」，很可能只是特定歷史與文化下的產物。努爾人向我們展示，社會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。這不禁讓人反思：我們世界中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「真理」，又有多少僅僅是眾多文化選擇中的一種？